天子亲舂禘郊之盛，王后亲缫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

以先王之道为标准，接受小康，向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但是参与后面所依据的资源是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社会良知，而不是现实政治所习以为常的权力意识。

对于能力差的帝王，官僚主导则成为定势。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选拔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后来逐渐形成为欧美各国通行的文官制度。二是作为社会良知，对社会的批判。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三联书店2001年。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士大夫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

其实，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也存在着一条若明若暗的线索，这就是儒家的批判精神，甚至可以说就是反专制主义的传统。在这个世界里是它的现实性，同时又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要改变现实。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里特别强调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就阐明了传统以儒家为主的社会治理把德治、礼治和法治结合为一体的特点，值得我们重视。

董仲舒又想抑低王者地位来让给圣人，于是孔子成为素王，（无冕之王，无王者之位，而又王者之道。《春秋繁露•精华》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阴之出,常县于后而守空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

忧则为盗，骄则为暴[6]227，贫富过度，都会引起纷乱。[5]3就是要复兴孔子曾经向往的西周礼乐文明，同时改革秦以来严刑峻法的积弊。

）而董仲舒则想综合此两家。《春秋繁露·阴阳义》说的更明白：阳者，天之德也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荀卿、邹衍各走极端，（荀卿主以人胜天，邹衍主以人随天。

它有结合、融合、统合、综合、有机化、整体化、系统化、统一化等多重涵义。教化就像大河的堤坝一样，能够预防止人违法犯禁。）邹衍则在自然法象之后面寻出五位有意志有人格之天帝。具体的做法是：动机邪恶者即使违法犯罪未遂也不免其责。

主观上无恶念、过错者应从轻论处。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其次，在复古更化的口号下，董仲舒强调西周以来的德治思想，并结合儒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德刑、礼法之辨的理论成果，希望使汉初尚刑任法的政治能够改弦更张，在阴阳之道的基础上，他吸收黄老之学的阴阳刑德理论和法家（刑名）的思想观点，并加以丰富和推进，论述了王道统治的基本原则——德与刑的关系：阳德阴刑，阴兼于阳，德主刑辅。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汉家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却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在于当更化而不更化。其实所谓‘古者亦非纯粹尽本于古，学校、察举、黜陟诸制，贵族世袭时代另是一套。《春秋》经以人道为本，把王道政治讲得很完备了，并确立了王道政治的大纲大法。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西汉时，《公羊春秋》盛行，学者们开始注重其中的微言大义。

后面又说：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春秋决狱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是汉儒引礼入法，礼法并用的深化。

在实践中，法无明文规定者，以礼为准绳。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里特别强调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就阐明了传统以儒家为主的社会治理把德治、礼治和法治结合为一体的特点，值得我们重视。

我以为，董仲舒之攻击、排斥法家，主要是在《天人三策》中，是针对当时社会汉承秦制而亦承其弊的破，目的是为了行王道，是想借用政权的力量来实现。他在《春秋繁露》中系统阐述其政治思想时，则是立，即从建设未来治国理想模式角度考虑时，不得不承认法家思想还是有其合理价值的，要实现王道，是必要有法家的硬的一手的。

第三，董仲舒以《春秋》为基础，在政治实践上提出引礼入法(制)、礼法并用，以礼主法的思路，使儒学从理论形态迈向实践领域，为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对此，学人已多有详论，本文从略。这是董仲舒整合儒法思想，在法律实践中的重大贡献。当代中国面临社会治理危机，应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与德治、法治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如果没有教化防患于未然，就像大河的堤防坏了，刑罚再多也无济于事。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

[4]2179这是对以法家思想为依据的秦的法治实践的完全否定。[4]2178道德教化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必须首先注重教化。

对于董仲舒的复古更化历来有不同的解读，其实复古乃复周之古，更化则更秦之化。中国传统治道体系是道统、礼乐和法律的三位一体，是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中之谓人，形而下之谓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思想史:新校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2]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思潮[M].长沙：岳麓书社，1999. [3]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增补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班固.董仲舒传[M]//汉书.三.北京：中华书局，2012. [5]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钱穆.秦汉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8]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P13-18,1万字。《春秋繁露·王道》说：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

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正是当时一种崭新之意见也。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苏舆注：《春秋》之旨，以仁为归。